最新发声。
12月27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5年会上，原银监会主席、证监会原主席尚福林，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等专家学者就当前多个宏观经济热点发表见解。
来看会上重要观点：
1. 迈向“十五五”，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是综合性、系统性、引领性的跃升。
2.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合理水平；二是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能够保持基本稳定。
3. 凝聚新质生产力的新制造，不再是过去烟囱林立、管道密集、劳动密集的产业，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产品创新“前店后厂”式，研发人员密集，知识产权密集的制造业，新制造恰恰应该布局在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地区，因为研发人员主要在这里。
4.政策不仅要聚焦扩大需求、优化供给，也要优化分配，形成供给、需求、分配三位一体、方向一致的系统性政策。
5. 用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将还本付息的压力从地方转移到中央，这样可以修复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其现金流，推动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条件。
全面发力建设金融强国
尚福林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实现了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跨越，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于“十五五”时期金融发展面临的形势，尚福林表示，仍有一些结构性和机制性挑战。“比如，社会资金配置结构不平衡问题仍有待解决，低利率、低息差时代到来也增大了资产配置难度，传统的融资和风控模式与新经济新业态的现实需求不够适配。”尚福林举例指出，迈向“十五五”，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是综合性、系统性、引领性的跃升。
尚福林表示，“十五五”规划建议从更加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努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金融稳定防线；稳步推进高水平开放，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等方面，阐明了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内涵。
其中，在金融体制改革层面，要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六大支柱”体系。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强化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责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金融机构；持续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完善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制度，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提升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等功能；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央地监管协同，运用监管科技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筑牢风险防控底线。
未来没有研发的企业没有竞争力、也很难有生命力
杨伟民指出，“十五五”时期，要推动五项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包括在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区间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取得重大突破、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取得重大突破、在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分配结构优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建设现代化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就是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杨伟民指出，合理比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合理水平；二是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能够保持基本稳定。
杨伟民表示，在加快建设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不应拘泥于以往工业化国家的实证定律。比如，过去认为中心城市应降低制造业比重，主要发展服务业等。原因在于，新质生产力不是空中楼阁，必须要落实到产业，主要凝聚于制造业，更细分来看，也就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凝聚新质生产力的新制造，不再是过去烟囱林立、管道密集、劳动密集的产业，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产品创新‘前店后厂’式，研发人员密集，知识产权密集的制造业，新制造恰恰应该布局在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地区，因为研发人员主要在这里。”杨伟民强调，未来没有研发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也很难有生命力。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杨伟民表示，未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主要会在这些区域产生。
刺激消费政策应逐步转为调节收入分配政策
对于分配结构优化问题，杨伟民指出，分配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桥梁，化解供强需弱的症结在分配。政策不仅要聚焦扩大需求、优化供给，也要优化分配，形成供给、需求、分配三位一体、方向一致的系统性政策。
在初次分配层面，杨伟民认为，刺激消费政策应逐步转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提高最低收入工资标准，推动企业不断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在再分配层面，则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力度，重点是明确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最终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明显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明年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杨伟民指出，这一计划会提出更多可操作、可检查的指标和有力度的政策，实实在在增加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钱袋子。
高培勇同样认为，在强调“投资于人”的背景条件下，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现代转移支付制度非常紧迫。其基本方向在于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异，让社保和转移支付能够全面覆盖所有领域；同时，逐步缩小乃至消除身份差异，让社保和转移支付无差别适用全体人。
用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 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
白重恩认为，在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之外，还应该“投资于改革”。
“所谓‘投资于改革’就是用现在大力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支持改革所需的过渡成本，尤其是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赤字、债务成本很低，一旦解决了过渡成本问题，就给我们更好进行改革铺平了道路。”白重恩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银行改革为例，指出彼时剥离不良资产的投入为改革提供了条件，可以看做是“投资于改革”，而这也为后续商业银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对于当下“投资于改革”的机会，白重恩认为，应进一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同时辅以地方财政和融资平台改革。
“用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将还本付息的压力从地方转移到中央，这样可以修复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其现金流，推动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条件。”白重恩称。
在具体操作层面，白重恩指出，用国债来化解地方债务，要让国债的发行与货币政策高度协同，确保不造成对市场活动的挤出效应。具体而言，在财政发行国债时，央行虽然不直接购买，但需在二级市场上等量收购国债，对冲新国债的增量，保证发行利率低于名义GDP增速，这样即使未来利率支出都由发行新债来支付，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不会给未来的财政带来负担。
责编：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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